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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何曾愚民?

2012-01-02 07:40:39 本文行家:王德华

《论语》〈泰伯〉篇第九章说: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。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,究竟应该如何句读,如何解释,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,蔚为大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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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语》〈泰伯〉篇第九章说: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。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,究竟应该如何句读,如何解释,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,蔚为大观。

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,他说:

民、冥也,其见人道远。由、从也,言王者设教,务使人从之。若皆知其本末,则愚者或轻而不行。(据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)

这个解释很直率,也很清楚,它认为:王者为了使民众从其所设,乃故意不使他们知道设教的本末,以防其可能的轻而不行;而这是基於,民乃群氓,他们不了解为人之道。在这个解释中,关键词不可,被理解做应该不应该”:只应该使老百姓跟着走,不应该使他知道为什么。

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上,收录的是魏人何晏注和北宋邢丙疏:

:由、用也。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,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。

: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,人不易知也。由、用也,民可使用之;而不可使知之者,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。

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,此典出在《·系辞上》。那里说,对於一阴一阳之道,仁者见之谓之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,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,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。何邢二位据此认为,既然百姓只能用,不能知;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,莫能使之知。於是,不可,遂被定为能够不能够

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,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,其为愚民主义,则是共同的、不加掩饰的。当然,从不应该到不能够,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,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,有着很大进步;但终於未曾跳出愚民范围,也是事实。

下一个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《论语集注》,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:

程子曰:圣人设教,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,然不能使之知,但能使之由之尔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,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,岂圣人之心乎?

朱熹: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,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

除去诉诸这一宋人的特色外,程朱二位的解释,也是落脚於能与不能上。值得注意的是,二位极力分辨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,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。不过,这一分辨,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,却难免有置圣人於不知其不可的愚蠢地位之嫌,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。

及至近世,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,另是一番情景。

康有为的《论语注》里这样说:

…… 孔子之欲明民,至矣。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。……如以神道设教,则民以畏服;若明言鬼神无灵,大破迷信,则民无所忌惮,惟有纵欲作恶而已。故可使民重祭祀,而鬼神之有无生死,不必使人人知之。凡此皆至易明者。孔子曰:“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。智者过之,愚者不及。深忧长叹,欲人人明道。若不使民知,何须忧道不明,而痛叹之乎?愚民之术,乃老子之法,孔学所深恶者。圣人遍开万法,不能执一语以疑之。且《论语》、六经多古文窜乱,今文家无引之,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,当削附伪古文中。

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。一方面,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,认为愚民之术孔学所深恶;另方面,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,相信民以畏服,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。一方面,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,不能怀疑;另方面,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,应当删去。康有为的这一混乱,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。在情感上,圣人是他的偶像;而理智上,又无法否定不可使知的消极性,於是便进退失据,前后混乱起来。

他的弟子梁启超有鉴於此,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,认为:此句正读应为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;譬如关于君主立宪,民众已有此知识,就立刻实行之;民众尚无此知识,就开发民智,创造条件,准备尽速实行之。(《孔子讼冤》,见《新民丛报》第八号《杂俎》栏《小慧解颐录》,1902年)此说虽巧,然验诸汉语习惯,终嫌未安。所以20年后,在其《先秦政治思想史·民权问题》章中,梁氏又回到通常读法,云:

《论语》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二语,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,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。以吾观之,盖未必然。不可二字,似当作不能够解,不当作不应该解。孟子曰:“行之而不著焉,习矣而不察焉。终身由之,而不知其道者众矣。此章正为彼文注脚。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;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麽这样做,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。例如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使民厚,使民不偷,此所谓可使由之也;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,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,此其理苦难说明,故曰不可使知也。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,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。夫习惯之养成,全在不著不察中,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,故终身由而不知,乃固然也。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献者,非直冤酷,亦自形其浅薄也。

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新意,包括引孟子言论作证一节,皆前人所已道及。梁氏所增加的,唯在将问题上升到民权高度;这当然是时代使然的了。后来郭沫若在《十批判书》中,又重复了一遍梁的说法,其《儒墨的批判》有云:

要说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,不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,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的。不可本有两重意义,一是应该不应该;二是能够不能够。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,那便是愚民政策。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,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。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,故对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,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。原语的涵义,无疑是指后者,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。孟子有几句话也恰好是这两句话的解释:“行之而不著焉,习矣而不察焉,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。就因为有这样的事实,故对於人民便发生出两种政治态度: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,便是闭塞民智,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,便是开发民智。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属于后者。

郭氏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,那就是将能够”“不能够又分为两种: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,另一种是以不能为不好;於是遂有闭塞民智与开发民智之别。据说,孔子的态度属于后者而无疑。

50年来,孔子的政治身价几经浮沉,学界对於使由使知的解释,随之也多所变化。最具代表性的,是如下两种译文:

孔子说:对於老百姓,只能让他们照着[统治者的]命令去做,不能让他们知道为甚麽要这样做。

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。(《论语批注》,1974

这里也用不能来对译不可,不过与前人所谓的能与不能的意思完全相反,这里所译的只能不能,完全是应该不应该的语气,而非能够不能够有法子没有法子)的意思。在这个意义上,也可算是一种创新吧。

另外一种说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:

孔子说:老百姓认为可行的,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;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,就告诉他们为甚麽要这样干才是对的。(《圣人箴言录》,1995

这里采用的是梁启超的早期句读法,即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;其在字的解释上,较之梁氏当初,似乎还更为贴切些。可惜生不逢辰,就在这一说法出世的前二年,一个足以扫荡一切以往种种诠释的权威声音,已从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山包中,冲天而起了。

那就是郭店楚简中的说法。

郭店楚简中有几处是直接涉及使由使知之说的,有几处则间接与之相关。其直接者如:

民可使道之,而不可使智之。民可道也,而不可强也。(《尊德义》)

上不以其道,民之从之也难。是以民可敬道也,而不可也;可御也,而不可牵也。(《成之闻之》)

很显然,这两段文字中所提出的问题,正就是《论语·泰伯》中的那个问题。此处的民可使道(导)之民可道(导)也民可敬道(导)也乃至可御也几句,正就是《论语》所谓的民可使由之;而不可强也不可不可牵也几句,应该便是所谓的不可使知之了。

稍有不同的是,,是从治人者的角度发言的;而由之,则从治於人者的角度。而且,更重要的是,道之意味着,有个客观的存在着;仿於道而行,是为道之。所以《尊德义》中又说:

圣人之治民,民之道也。禹之行水,水之道也。造父之御马,马之道也。后稷之艺地,地之道也。莫不有道焉,人道为近;是以君子,人道之取先。

民有民之道,正如水有水之道、马有马之道一样。圣人按照民之道来治民,就叫道(导)之。而所谓的民之道,楚简中曾一再出现过如下一条说法:

子曰:下之事上也,不从其所以命,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此物也,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上之好恶,不可不慎也。(楚简《缁衣》)

下之事上也,不从其所命,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也,下必有甚焉者。夫唯是,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。(《尊德义》)

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,虽厚其命,民弗从之矣……上苟身服之,则民必有甚焉者……上苟倡之,则民鲜不从矣。(《成之闻之》)

这是一条很重要的、客观存在着的、民之事上之道。所谓禹以人道治其民,桀以人道乱其民;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,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(《尊德义》)者,窍门全在这里,全在於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。盖无论禹朝也好桀朝也好,民总是同样的民,民之事上总是行其同样的道;国之治乱不在民,唯视在上者厚其所命还是慎其所行。要知道,老百姓是不从其所以命,而从其所行的,故而虽厚其命,存乎其词,说得天花乱坠,也是无济于事。这就叫不可使知之!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,就叫做叫做,叫做上不以其道,民之从之也难

如果了然於下之事上常从其所行,知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的道理,就必定会身服善以先之(《成之闻之》),道之”“敬道之,妥善运用民可使由之的真理。这叫做是以君子,人道之取先,叫做为政者教道之取先(《尊德义》);教者何?上所施下所效也(《说文》)。

所以,争论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题,其关键原来不在不可上,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;而在於,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,在於:“古之用民者,求之於己为恒(《成之闻之》)。这种解释,和儒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,而且距离原命题提出的时间不远,可以看作是得其真义的。

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风也,小人之德草也;草尚之风必偃。(《滕文公上》)

正其身,然后正世。(《唐虞之道》)

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。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,则民致行己以悦上。(缁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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